替代医学的发展(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目前各国都十分重视替代医学在医学领域中的地位，许多大学医学院都设立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而针灸和中医在西方医学被归入替代医学范畴，并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针灸在替代医学疗法中占第二位（23%），仅次于冥想疗法（34%），而草药疗法占12%，居第5位。
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也叫替代疗法
是由西方国家划定的常规西医治疗以外的补充疗法。按照西方的习惯，替代医学包括了冥想疗法、催眠疗法、顺势疗法、按摩疗法、香味疗法、维生素疗法等，传统的草药和针灸也归在其中。
20世纪70年代后，一种重新起用古医学的“自然疗法”在西方悄然兴起，后又发展迅速，但由于大半个世纪的告别，老医生早就死绝，大多数疗法也失传。西方人开始把眼光瞄向了传统医学保持比较好的国家和民族，尤其是中国的中医中药。以至于近年来，到中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数量一直占据首位。据不完全统计，从1987年到2005年，中国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54700余名中医药人才。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建立3个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培训了36000余名中医药专业技术人才。
替代医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替代医学”一向不被重视，被归为“另类”。但这些治疗方法却越来越受到群众欢迎。据美国有关人士调查，美国有60％以上的成年人试用过“替代医学”。但据另一项调查，美国用过“替代医学”的只占美国成人的16％。无论如何，现实驱使美国卫生部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美国国立卫生院的属下设立了一个非主流医学办公室，后转为辅助和“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近5年的研究预算以每年50％～100％的速度增长，2001年预算将达1亿美元，并在全国设立了16个研究中心，分别从事有关“替代医学”的专项研究。1997年11月，美国国立卫生院亲自出面召开了关于针灸的听证会，邀请中国的韩济生院士等三位学者参加，韩院士应邀在该次大会上作“针刺镇痛原理”的大会报告。会议对针灸治疗疼痛和恶心呕吐等的疗效加以充分肯定，并指出要加强对针灸原理和应用的研究。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9年亲自下令设立四人顾问委员会，对“替代医学”进行政策性研究，要求2001年6月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性报告，供政府和国会立法参考。美国这些举动不仅受到本国朝野的欢迎，也受到西方其他国家的关注。 英国对“替代医学”的态度一向是听其自然，任何人只要说“我是针灸医师”就可以开业扎针，每次收费大约25英镑，其他如按摩、骨伤整治等也如此。实际上是缺乏管理。但由于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差，候诊时间太长，所以人们习惯于自费求医。据统计，全国“替代医学”年消费总数达16亿英镑。查尔斯王子本人比较重视非主流医疗的作用，他早在1982年就提倡关注“替代医学”。他认为，英国应该学习美国，有一个类似于辅助和“替代医学”研究中心的机构，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这一重要活动；他特别提倡主流医学与“替代医学”要互相主动配合，共同为病人服务。 从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院主持召开针灸法听证会，到1999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市召开第五届国际脑科学大会首次设立“针灸”专题报告会，以及同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指定19人组成“替代医学”委员会，至2001年由英国查尔斯王子发起在伦敦召开“整合医学”会议，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医药、针灸等“替代医学”正日益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正在逐渐走向与目前的西方主流医学相汇合，而形成统一的“整合医学”的潮流。
医
近代西方医学发展概述
所谓西医,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我们一般所说的西医,实际上是指近代和现代医学,在过去的中国被称为新医,与旧医(中医)相对立.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种的发明，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Virchow）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的原因解释为细胞形式和构造的改变。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形态病理学，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阶段。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Koch R．)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巴斯德还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统阐述了吞筮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
在临床医学上，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雷奈克(Laennec R．)发明听诊器；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19世纪中叶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药物学方面，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到19世纪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
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劳动卫生学、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相继产生。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卫生学中又划分出社会卫生学，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况，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与它们斗争的方法。此外，英国南丁格尔(Nightingale F．)1860年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西方医学的再次传入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
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早在1835年广州就有了传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医院，1838年“中国医学传教协会”在广州组成。鸦片战争后，1842年11月伯驾从美国回到广州于旧址重开医院，在1845年以前，教会医院的外科切割手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1846年伯驾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医院第一次试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同年10月，伯驾又从波士顿买到杰克逊(Jackson CT．)医师研制的麻醉仪和一批乙醚，随同附来的一封信介绍有使用这种仪器和药物的方法。这种仪器的安全性显然更好。时隔两年伯驾很快又引进氯仿麻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对一例膀胱结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结果十分成功。麻醉药引入教会医院，使教会医生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以伯驾为代表的教会医生在引进麻醉剂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国医生摩顿(Morton 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国1846年12月，伦敦外科医生也开始应用乙醚于外科手术，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医生在爱丁堡皇家医院首先用氯仿于外科手术。这两种麻醉药为西医外科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教会医生和他们本国教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他们能即时地输入一些新技术，为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技术优势。1842年后广州教会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眼病虽然是医院的治疗重点，但是疾病的种类已涉及到内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术包括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坏死性骨骼切除等。
广州眼科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教会医院，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小诊所。例如，1848年美国公理会鲍尔(Ball D．)医生在城内公理会教堂里开有一个诊所，185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哈珀(Happer AP．)在广州开办惠济诊所。
五个口岸的教会医院的根本宗旨当然是为了传教，但同时它还发挥着另外一个作用，即给口岸上的外国商人、侨民和驻军服务。譬如宁波舟山教会诊所为驻扎舟山的英军提供大量药品。上海伦敦会医院开创之初的主要经费都是向上海的英国侨民募捐的。
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开创了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历史。他看到了上海作为华东沿海一个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于是停止舟山诊所工作转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医院报告中说，他的医院一年时间治疗的病人达一万余人次，不仅有上海的居民，还有苏州、松江等附近城镇的患者。鉴于这种有利的形势，1846年起他又计划建立更大的医院和购买更多的设备。1849年上海医院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
在上海从事医药事业的教会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会和法国天主教会。1847年美国浸信会曾派遣詹姆斯(James JS．)来上海开诊所。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泰勒(Taylor G．)到上海办诊所持续了5年，1854年由凯利医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国圣公会的菲什(Fish MW．)医师1856年到上海，在城里圣公会教堂附近设有一个诊所直到1858年。法国天主教会于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开诊所，神父勒麦特里(lemaitre)和法国两名外科医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这个天主教诊所负责医务工作，诊所维持到1867年。
宁波、厦门、福州三个同时新辟的口岸,传教士当然不会放弃。这三个口岸医药传教的情形与上海、广州没有根本区别，不过规模较小。1843年11月浸礼会的麦高恩(Macgowan DJ．)就在宁波城内商业区利用一个中国商人提供的房屋办起诊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次年，美国长老会的麦卡特夫妇(McCartee DB．)到宁波传教，在住宅里看病，他们在这里收养中国女孩金韵梅并给予教育，然后送到美国纽约学习医学，学成回国后一直为教会作医疗工作，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留学医科的女医生。1841年厦门被英军占领。1842年6月，英国传教士卡明(Cumming WH．)医生在靠近厦门的鼓浪屿开办诊所，1843年11月，美国长老会赫伯恩（Hepburn JC．)也来到鼓浪屿在卡明的诊所工作。但是，根据教会的指示，他们很快从鼓浪屿转到厦门市区内。1848年伦敦会医生希斯洛普(Hyslop J．)到厦门开始医药传教工作。1850年美国长老会扬(Young JH.)医生到厦门开办诊所。1853年赫希伯尔格(Hirschberg HJ．)从香港来到厦门接替扬，直到1858年。福州教会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会怀特(White MC．)首先到福州开诊所，1851年威尔纳（Wiley）来继续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国。1850年英国圣公会的韦尔顿到福州，在一个佛教庙宇办诊所到1856年。
1842年后香港变成英国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国驻军和外国商人，当内地发生战争时大部分传教士和侨民便选择香港作暂栖地，这个狭小的港岛成为出入中国的重要门户。港岛因此变得拥挤，加之气候炎热和潮湿，经常流行疟疾、痢疾和黄疸病。病人不仅有原岛上的中国居民，还有英军士兵。英军舰船上的军医院无法适应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疗需要，军医院从船上搬到岛上。1843年军医院全部迁入港岛上一幢新建的楼房里，同年，香港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4年3月，香港颁布“维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洁”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国内外科学会”，由英国海军医生塔克(Tocker A．)任会长，合信(Hobsen B．)任秘书，成员共7人。学会下面设一所图书馆，他们和内地教会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定期召开医学讨论会，与内地医生共同研究中国常见的流行病和中国植物药物等问题。由塔克代表该医学会提议在香港建立一所教会医院和医学校，教会医院计划很快得到实现，但关于香港医学校的计划后来因为经费来源出现了困难和香港内外科医学会的悄灰解体没有得到实施。
在学会直接组织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个教会医院落成。医院的主要工作除门诊部外还有可以容纳40多人的病房。实际医疗工作是合信和另一个医生承担，同时经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国医生帮助，1848年初，伦敦会派赫希伯格来香港负责医院工作，并于1848年3月20日在中国九龙增加一个诊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转到厦门。合信培养的两名中国青年参与眼科病的治疗和手术工作。合信对医学教育抱有浓厚的兴趣，1844年他向香港内外科学会建议尽快发展香港医学教育。他认为，可以首先组成一个6到10人的医学班，前期讲授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然后在医院实习临床科目和解剖示范。医学会虽然批准了他的计划，但在三年后，1847年当合信再次从英国回到香港时，他带来的在国内筹集的经费远远不够用于建立一个学校，加之香港医学会的解散，合信设想建立香港医学校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后来香港出现的医学校与合信无关)但是，1850年，合信却在广州发表出版中文书籍《全体新论》，合信希望这本医学著作成为向中国人讲授西方医学有益的教材。《全体新论》有过几次再版重印，一度成为为数不多的几本中文标准医学著作。
西医的诊断与治疗
一、西医的诊断
1、 问诊 用交谈的方式，通过病人或知情人的叙述，了解病人的情况，作出初步诊断。
2、 体格检查 医生利用自己的感觉器官通过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嗅诊等方法或借助听诊器、叩诊锤、血压计、体温表等简单的工具对病人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来诊断患者的疾病。
3、 实验室检查 对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细胞取样和组织标本等进行检查来诊断患者的疾病。
4、 心电图检查 通过心电图仪的记录来检查患者心脏的疾病。
5、 医学影像学的检查 利用X线对各组织器官的穿透能力，使人体内部结构在荧光屏上或X片上显出阴影进行观察，从而了解疾病等情况的诊断方法。有些病变的部位和性质如显示不清，应用计算机体层摄影技术（CT）和磁共振（MRI）检查，就能作出更精确的诊断。
总之，西医的诊断更多的是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做出对疾病准确的诊断。
二、西医的治疗
西医对疾病的治疗主要有西药治疗、手术治疗，激光治疗和化疗等。
西医的脉诊和舌诊
一、西医的脉诊
西医的脉诊属于西医触诊范围。西医触诊脉搏时通常选择两侧桡动脉，有时也检查颞动脉、颈动脉、肱动脉股动脉或足背动脉。常见的异常脉搏有：
水冲脉：又称陷落脉，检查时紧握病人的手腕掌面并将其手臂逐渐伸直抬高过头，感到脉搏骤起骤落，急促而有力，犹如潮水涨落，此是脉压差增大所致。常见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动脉导管未闭、严重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等。
交替脉：指脉搏节律正常而现强弱交替变化的现象。是心肌损害的表现，由于左心室收缩力强弱交替所致，为左心衰竭、心肌严重损害的重要体征之一，见于高血压心脏病、急性心肌梗死和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等。
奇脉：又称吸停脉，是指平静吸气时脉搏明显减弱甚至消失的现象。常见于是心包积液和缩窄性心肌炎。
无脉：即脉搏消失，见于严重休克及多发性大动脉炎等。
脉短绌：指脉率少于心律者为脉短绌，常见于心脏期前收缩、心房颤动。
二、西医的舌诊
西医的舌诊属于西医视诊范围。西医舌诊主要通过观察病人舌的表现来诊断一些疾病。
正常人的舌质呈粉红色，大小厚薄适中，舌体柔软，活动自如，舌面湿润并覆盖着一层薄白苔。若病人伸出舌头时，不自主地偏斜，常见于舌下神经麻痹；若舌体震颤，常见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若舌面干燥严重者见于严重脱水。舌体增大，见于舌炎、血管神经性水肿；若长期增大，应考虑黏液性水肿、先天愚型和舌肿瘤。舌质淡红；应考虑贫血或营养不良。舌质深红；应考虑急性感染性疾病。舌质紫红，应考虑心、肺功能不全。
常见舌体异常有：
草莓舌：舌乳头肿胀，舌尖出现一些红点红点，向舌两边扩散，鲜红如同草莓，主要见于猩红热、链球菌感染、葡萄球菌败血症，长期发热引起。也由维生素或锌的缺乏易所致。
牛肉舌：表现为舌头肿胀、疼痛、舌面绛红如生牛肉，对热、咸、酸的食物特别敏感，经常出现舌部溃疡、牙周炎、唇炎，这是烟酸缺乏的典型症状，也见于恶性贫血患者。
镜面舌：又称光滑舌，舌体小，舌乳头萎缩，舌面光滑无苔，呈粉红色或红色。常见于缺铁性贫血、恶性贫血及慢性萎缩性胃炎患等。
地图舌：又称为游走性舌炎、剥脱性舌炎，为丝状乳头剥脱形成的不规则的红色光滑稍凹陷区，周边为增厚的白色或黄色边缘，形似地图，少数患者有轻度烧灼及痒感。常见消化不良、肠道寄生虫、维生素B族缺乏、贫血、胃肠功能紊乱；也与精神情绪不稳定，过度劳累、病灶感染有关。
黑毛舌：又称黑舌，指舌质发黑，而且上面覆有黑色或黑褐色的毛。是由丝状乳头缠绕了霉菌丝，上皮细胞角化伸长所致。见于久病体弱或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的病人。也常见于吸烟、酗酒、不注意口腔卫生者。
裂纹舌：又名沟纹舌，舌面出现纵向裂纹，.常见于维生素B族缺乏的病人，也与消化系统不良有关。
舌苔也有一定诊断意义：
厚白苔：常见于感冒、急性炎症或感染性疾病的初期。
舌苔黄色：常见于严重感染(如流脑、乙脑、伤寒、白喉、肺炎、腹膜炎等)、高热、脱水、黄疸、大量吸烟等。
舌苔发黑：常见于高热、严重脱水的病人。
西医综合
西医综合是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的一门必考科目，难度系数是所有考研科目中最小的，在2007年以前，满分是150分，而全国的平均分是71.3分，2007年以后，满分改为300分，2007年的全国西医综合平均分是123.6分，难度系数是所有学科门类的研究生考试中最小的一科。
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也叫替代疗法
是由西方国家划定的常规西医治疗以外的补充疗法。按照西方的习惯，替代医学包括了冥想疗法、催眠疗法、顺势疗法、按摩疗法、香味疗法、维生素疗法等，传统的草药和针灸也归在其中。
20世纪70年代后，一种重新起用古医学的“自然疗法”在西方悄然兴起，后又发展迅速，但由于大半个世纪的告别，老医生早就死绝，大多数疗法也失传。西方人开始把眼光瞄向了传统医学保持比较好的国家和民族，尤其是中国的中医中药。以至于近年来，到中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数量一直占据首位。据不完全统计，从1987年到2005年，中国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54700余名中医药人才。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建立3个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培训了36000余名中医药专业技术人才。
替代医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替代医学”一向不被重视，被归为“另类”。但这些治疗方法却越来越受到群众欢迎。据美国有关人士调查，美国有60％以上的成年人试用过“替代医学”。但据另一项调查，美国用过“替代医学”的只占美国成人的16％。无论如何，现实驱使美国卫生部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美国国立卫生院的属下设立了一个非主流医学办公室，后转为辅助和“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近5年的研究预算以每年50％～100％的速度增长，2001年预算将达1亿美元，并在全国设立了16个研究中心，分别从事有关“替代医学”的专项研究。1997年11月，美国国立卫生院亲自出面召开了关于针灸的听证会，邀请中国的韩济生院士等三位学者参加，韩院士应邀在该次大会上作“针刺镇痛原理”的大会报告。会议对针灸治疗疼痛和恶心呕吐等的疗效加以充分肯定，并指出要加强对针灸原理和应用的研究。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9年亲自下令设立四人顾问委员会，对“替代医学”进行政策性研究，要求2001年6月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性报告，供政府和国会立法参考。美国这些举动不仅受到本国朝野的欢迎，也受到西方其他国家的关注。 英国对“替代医学”的态度一向是听其自然，任何人只要说“我是针灸医师”就可以开业扎针，每次收费大约25英镑，其他如按摩、骨伤整治等也如此。实际上是缺乏管理。但由于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差，候诊时间太长，所以人们习惯于自费求医。据统计，全国“替代医学”年消费总数达16亿英镑。查尔斯王子本人比较重视非主流医疗的作用，他早在1982年就提倡关注“替代医学”。他认为，英国应该学习美国，有一个类似于辅助和“替代医学”研究中心的机构，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这一重要活动；他特别提倡主流医学与“替代医学”要互相主动配合，共同为病人服务。 从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院主持召开针灸法听证会，到1999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市召开第五届国际脑科学大会首次设立“针灸”专题报告会，以及同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指定19人组成“替代医学”委员会，至2001年由英国查尔斯王子发起在伦敦召开“整合医学”会议，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医药、针灸等“替代医学”正日益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正在逐渐走向与目前的西方主流医学相汇合，而形成统一的“整合医学”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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